《孔宙碑》建于东汉延熹七年(164)，全称为《泰山都尉孔宙碑》。孔宙为孔子十九世孙，字秀将，系孔融之父，汉桓帝时任泰山都尉。此碑曾立于其墓前，清乾隆年间移置曲阜孔庙内。碑额，篆书，两行，“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”10字。字体颇具秦篆遗意，且柔润舒展，自然流畅，属汉篆之上品。碑阴3列，列21行，刻列与碑主相关人姓名。此为分书，方厚淳朴，别有意味。康有为说：“碑阴笔意深古，昔人以为如蛰虫盘屈，深冬自卫，真善为譬者。”有额，篆书，门生故吏名5字。

        《孔宙碑》，隶书，15行，行28字。其字方整流丽，纵逸飞动，可谓之为“闲畅派”分书之代表。其用笔一丝不苟，结体严谨，姿态优美，才情横溢；横画甚长，左右开张，体态扁方，颇有法度。自被宋欧阳修《集古录》收载后，更引起后人重视。清万经《分书偶成》中云：“有《卒史》(《史晨》)之雄健而去其板重，化《韩敕》(《礼器》)之方幅而有其清真。”朱彝尊谓其：“属流丽一派，书法纵逸飞动，神趣高妙。"杨守敬认为：“八分正宗，无一字不飞动，仍无一字不规矩，视《杨孟文颂》(《石门颂》)之开合动宕不拘于格者又不同矣。然皆各极其妙，未易轩扁，纵横闲舒；中宫紧密，左张右弛；笔圆锋钝，使转道丽；隶法篆意，频发妙趣。有人说其秀润不如《曹全》，但古逸挺劲过之，又与《石门》放纵之笔有异，为汉代圆转书风碑刻代表之一。《顾氏金石记》书中对此极为推崇。有“碑与碑阴书出二手者，独是(此)碑耳，然皆隶之醇美者”的评介。此外，书中还认为此碑“字法古逸，当存分体汉石之佳者”。然而，近人张祖翼在“跋甸斋藏本”却认为，“碑与前碑，笔势似异而实同，前碑骀荡生姿，碑阴严谨合度，皆汉碑之极轨也”。张工汉隶，此虽与“顾氏”有异，但对《孔宙碑》之长处，亦是不谋而合也。

        《孔宙碑》分书，以圆笔为主，方笔为辅，用古篆笔法写成熟汉隶，为求平稳，变通点画。如“多”、“所”、“训”等字，为求趣味，以篆入书。如“致”、“懿”、“功”等字。取法《礼器》，糅以《乙瑛》，借趣《石门》，塑成《孔宙》新面目。不知书者是何等高人，对孔氏儒学思想本质如此心领神会，将其碑装点得不瘟不火，外柔内刚，骨肉匀称，形美质健，将“中庸之道”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细观其字，横、磔有《礼器》之势，撇、折若《乙瑛》之态，字里行间闪现着《石门》之魄。其洒脱秀美，华而不俗，开《史晨》之先河；其中放端收，内紧外松埋《曹全》之伏笔。篆额之书，笔法婉转流畅，开秦篆之新风；又与碑文分书之风和谐统一，不愧为篆书高手，正文分书只不过是顺应时代的应作而已。篆书的圆转流畅对后人影响不浅，清吴熙载、徐三庚等人篆书皆从此出。

        《孔宙碑》书法的艺术形式，首尾对称，洋洋洒洒280余字，字矩疏朗，行气通畅，章法清新醒目，笔法悠闲舒心，即在今天的艺术展厅，也不失为一幅翰墨佳作。其分书神采，主要体现在其个性特色，即“秀”、“美"、“闲”、“畅”四字。秀在笔法之“工”和刀法之“精”，笔“工”见蚕头雁尾，刀“精”见字口墨痕．；美在形态之“险”和笔力之“劲"，险在扁宽之“棱形”，如“泰”、“春”、“侯”、“慕”、“熙”等字，虽都是横向倒置，且能安泰自若；“劲”在笔力绵里藏针，外柔内韧。闲在动静悠然自如，表面上每个字都形若春风杨柳，左舒右展，其实都是脚底生根，且又纵横顾盼。“畅”在行笔之“意”，行笔自然洒脱，笔锋藏露含蓄，笔画长短任“意”造“势”，大开大合，笔畅意惬。通章似乎每个字都是轻柔灵动的，其实每个字都是稳重静肃的。这就是所谓“思考事物就应当将事物放在目光中"的艺术实质。惟其“秀美闲畅”的艺术效果，所以感人肺腑，动人心魄。

        《孔宙碑》隶书，在当今以张扬个性为时尚的多元文化时代，能有如此的艺术魅力，多是沾上了“尊孔尚儒”思想文化之光。但应清楚地看到中国书法“中而不庸，张而不狂，流而不俗，华而不媚”的思想文化，始终都是“经典”艺术的理论基础。可以断言，孔氏儒学思想的“中庸之道”还在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，以《孔宙碑》为范本临摹学习和创作借鉴可谓之为眼光高远的明智之举。

————摘自《书法导报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