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伯英(1871～1949年)，原名启让，字勺圃，号云龙山民、东涯老人，出生于徐州市铜山县三堡乡榆庄村。晚清桐城派学者，是我国近代博古通今的著名学者及徐州彭城书派的杰出代表，书法家、碑帖学家、鉴赏家。他精通小学，能诗善文，属一代通儒。著有《法帖提要》、《小来禽馆诗草》，主编《黑龙江志稿》、《徐州续诗征》等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。

        伯英之父张仁广颇善词章，尤喜书法，手不释卷。伯英幼承庭训，少负异才，弱冠时诗文、书法已崭露头角。他与其叔张从仁(字云生)年龄相若，幼年时一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，受业于徐葵南先生，与其子徐树铮(字又铮)为同窗好友。1887年，金坛冯煦(清丙戌探花，翰林院编修)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。伯英时年17岁，遂为冯煦入室弟子，被誉为后起之秀。

        1902年清廷补行“庚子辛丑恩科”考试，张伯英与张从仁赴金陵应试，叔侄同科中举，传为佳话。是年，张氏叔侄为维持家计，开馆授徒。1911年，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铁路局，与徐树铮同寓。1914年，段祺瑞任陆军部长，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，遂聘张伯英为秘书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，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，张伯英任副秘书长。

        1926年“三·一八”惨案发生，张伯英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，毅然引退，从此不再涉足政坛，开始了鬻字治印的书画篆刻生涯。张伯英定居北京神武门烟袋斜街北官坊口，书斋号为“小来禽馆”。伯英曾得王羲之《十七帖》，帖中有“来禽”等语，故称小来禽馆。现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的《宋拓王羲之十七帖》即为张伯英所珍藏，卷首有“铜山张氏小来禽馆”钤印。

        1937年，日寇侵华，北平沦陷。张伯英隐居于地安汀外北官坊口私寓，闭门读书以明志，借鬻书收入以自养。日本人曾出重金想收购《十七帖》，张伯英视金钱如粪土，坚决拒绝。张伯英晚年贫病交加，生活清苦，犹醉心于金石书画，节操高尚清雅。张伯英与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于右任、张学良、林琴南、齐白石、容庚等交往密切，且以精于品鉴金石书画闻名于京津。

        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，早年从颜体入手，再学魏碑，卓然成家。明清以来徐州书法界人才辈出，形成彭城书派。彭城书派素来以北碑为宗，方劲古拙，蔚为风尚。张伯英秉承彭城书派传统，又植根汉魏而化以苏、黄，笔力凝重，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，字体规整端正而有洒脱之致，用笔方圆兼备，宽博雄放，紧凑严密。深厚功力出之于传统，行之于独创。遂以彭城书体名于当世，为彭城书派之盟主。后又受康有为、包世臣等金石学派的影响，精习《张玄墓志》等北碑，骨格自然，超凡拔群。其又精于碑帖评鉴，曾仿《四库提要》体例著有《法帖提要》七卷。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刻帖512种，详细分析论及了各家书法流派的优点与不足，为我国书法碑帖学界的权威名著。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贡献颇多，为时人所敬重。

        清末民初，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，又与傅增湘、华世奎、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。至今，北京前门大栅栏“亿兆棉织百货店”、琉璃厂西大街“观复斋”、东大街“墨缘阁”的牌匾，皆为其所书，依然高悬门前。

        张伯英先生一生正直，颇有节行。他不属于和封建军阀同流合污，抛弃宦位，以卖字、卖文为生。北平沦陷后，他隐居不出，并屡次致书当时任徐州伪市长的叔父张从仁莫做伪事。他与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郑孝胥等过从甚密，但却力主共和，反对复辟。此外，他还与于右任先生、张学良将军及齐白石等私交深厚。张伯英尤重奖掖后学，书画界多人都曾受其教益。

        张伯英殁后，齐白石曾有诗赞之云：“写作妙如神，前身有宿因。空悲先生去，来者复何人?”足见其书法造诣之深，影响及今。启功先生以后学者的身份撰文回忆张伯英时写道：“先生仙逝已50余年，追忆教言，尤有理解未足处，其愚钝可惭，而求教未足，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!”可见，得其真髓且归纳、综合、升华其特色者，代不乏人。

————摘自《书法报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