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，纸在汉代还只是作为新型材料刚刚崛起，还未完全取代简、帛的话，那么这种情况到了晋朝，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。

从地下出土物可见，西晋时还是简、纸并用，东晋以后，便几乎全是用纸了。东晋时期的纸张产量与质量已全面提高，但一些人仍维持旧习惯，重要文件多用竹简抄写而不用纸。于是东晋末桓玄发布了一项“以纸代简”的令称：“诸用简者，皆以黄纸代之”。所以后世的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东晋以后的竹简。

魏晋南北朝时，除用纸抄录经史子集，书写日常公私文件外，由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佛教、道教兴起，还有不少人抄写宗教经典，这也使得社会上纸的耗费量大大增加。随着造纸术的进步与推广，我国南北方都建立了官私纸坊。北方以洛阳、长安以及山西、河北、山东等地为中心，主要产麻纸、楮屁纸、桑皮纸；浙江会稽、安徽南部和南京、扬州、广州等地，成了南方的造纸中心。

某种程度上说，晋代能出现像陆机、王羲之、王献之这样优秀的书法家，也得益于这一时期纸张的发展与进步